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中美貿易戰是一場事關中國未來發展的中美戰略博弈的組成部分。同樣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由于美方過高估計自己的施壓能力，過低估計中方的抗壓能力和捍衛核心利益的意志，無論是中美貿易戰，還是中美戰略博弈，都已經進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戰略相持環節。
在戰略相持環節，雙方決勝的關鍵之一，是戰略意志的比拼和較量。當前，對于中美貿易戰以及中美在其他問題上的角力，絕大多數國人表現得堅定理性自信，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毋庸諱言，也有少數人還抱守著崇美媚美恐美思想，時而興風作浪，混淆視聽、擾亂輿情、渙散人心，起到了美方起不到的作用。對此，我們必須明晰洞察、堅決抵制。
崇美者，篤信歷史終結論的判定，結合美國曾經享有的壓倒性實力優勢，將美國想象為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進而予以某種近似拜物教的膜拜。典型表現為：主動將自己設定為“美國利益捍衛者”“美國政策代言人”的角色，漠視歷史，偷換概念，無條件吹捧美方對中國的貿易霸凌政策以及強權政治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將美方“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行為通過概念偷換的手法轉化為美方“為了本國利益怎么做都是對的”；以比美國政府更積極的態度，將中美貿易戰的責任單方面推給中國，指責中國“恩將仇報”“不具有抵抗美國貿易霸凌的合理依據”。其對任何“忤逆”華盛頓要求的舉措都扣上“狹隘”“偏激”“非理性”的帽子，進而用某種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高等華人”心態，去批評指責中方正當的反制行為，并在某種程度上，通過對同胞的指責，獲得自己在精神上蛻變為“美國公民”的快感。
媚美者，接過了中國近現代史的糟粕，將西方設定為先進，將中國默認為野蠻，并以“清醒認識”“理性認識”“客觀認識”“國際視野”“開放心態”等辭藻，包裝其本質上是阿諛奉承的諂媚之舉。這種諂媚，尤其明顯地表現在華為等案例上。當中國社會出現了某種形式的“同仇敵愾”之舉，且明確形成了良好的反擊效果時，媚美者會迫不及待地跳出來，進行道德綁架，上綱上線指責中國搞“民族主義”，指責“中國社會用戰爭思維來分析美國對華為的合法行為”，并拿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三省吾身”“兼聽則明”等來包裝其奴顏婢膝之舉。在他們的潛意識里，能夠被美方霸凌，或者說，能夠有全盤接受美方霸凌，即向美方投降的機會，是一種難得的“褒獎”和“賞賜”；“膽敢拒絕”這種機會的中國民眾，都會因此被視為不識時務、不識好歹的典型。
恐美者，糾結于頭腦中基于各種間接知識以及美方軟實力傳播所形成的錯誤認知，仍然停留在1945年的時空，認為今天的美國是一個中方無法力敵的龐然大物。“不能打，打不起，打起來中國必然要輸”“解決之道只能是妥協”“投降了還有可能生存，抵抗可能導致中國滅亡”。諸如此類，是被恐懼支配之后的常見想法，當然具體表現形式會結合不同的行業與職業特征而形成鮮明的區別。熟悉中國歷史的人對這種事情并不陌生，20世紀三四十年代，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名為汪兆銘的人就糾集了一批具有類似想法的人，上演了一出令人惡心的鬧劇；在抗美援朝期間，因為恐懼美國的壓倒性優勢，也有人因此做出了“為了保障中國生存而向美國出賣情報”的舉動，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從中美戰略博弈的實踐來看，上述基于崇美媚美恐美思想產生的種種舉措，如果不妥善處置，可能會產生相當嚴重的消極后果。
初步的經驗觀察可以發現，當美方在對中國實施某種施壓行動時，相關錯誤思想支配下的個體，會高估美方的威脅，強調中國的脆弱性，瓦解中方的抵抗精神。例如某些特殊行業，某個首席經濟學家的悲觀論調就可能影響投資行為體的投資策略，進而引發金融和經濟市場的波動，影響國家金融和經濟的穩定，在無意中配合了美方的施壓攻勢。當中方遭遇美方壓力面臨局部困難，如極少數國際組織因為美國將華為等列入“實體清單”而暫時終止華為會員資格時，基于相關錯誤思想的行為體，會推出大量自媒體文章，迅速營造出中國陷入“四面楚歌”的假象，試圖借此瓦解中方的抵抗意志。當美方遭遇中方反制措施并付出相應代價時，錯誤思想支配下的行為體自覺地跳出來幫助轉移視線，如個別撰稿人不惜采取對中方研究機構研究報告“斷章取義”的方式，摘錄出最能體現抵抗美方壓力不利于中方的局部段落，予以放大解讀。有些人在自媒體上直接大扣“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帽子，用“理性”“普世價值”的大棍代替美國來打擊中國民眾的愛國行為。
從既有實踐看，中美貿易戰，以及更加廣義的中美戰略博弈，其結局主要是通過中美兩國的戰略韌性、定力和耐性來決定的。換言之，結局不是取決于籌碼的多少、短期攻擊強度的大小，而是看承受壓力的能力、穩定信心的能力以及在長時間博弈中少犯錯誤的能力。美方手上繼續保有的“王牌”，與其說是其層出不窮的制裁等“硬花樣”，不如說是日益期望“崇美媚美恐美”等“軟籌碼”發生效力。
歷史地看，辯證地講，崇美媚美恐美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空穴來風。近代以來中美交往的多樣性、美國對華戰略的復雜性、中國自身經歷的特殊性，為這種思想和現象的形成提供了土壤。盡管經過了歷史的滌蕩，但因為當前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中國面臨的特殊環境，以及美國對軟實力的重視和運用，這一思想在當下并未絕跡，并時而興風作浪。另一方面，對進入崛起軌道的中國來說，消除這類錯誤思想的影響，也是中國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道路上必須完成的任務。這也從一個側面凸顯了當下中美貿易戰以及戰略博弈所具有的特殊意涵。
具有某種歷史諷刺意味的事實是，破除崇美媚美恐美思想的最好教員，就是美國自身的行為。從2018年持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以及戰略博弈，對消除這類錯誤思想，至少已經產生了三個方面的積極效果。
第一，初步檢驗了美方的真實實力，有助于消除恐美。美國對華實施貿易限制措施的主要推手納瓦羅認為，只要美國對華實施貿易限制措施，結果就會是“一邊倒”。但事實正好與他的判斷相反，貿易戰“速勝”希望基本破滅，進入延長、加時乃至持久階段的概率顯著提升。2019年5月13日，新聞聯播一則5分鐘的視頻，宣示中方不會屈服于美方壓力，并將嚴正反制；兩個小時后開盤的美國股市，跳空500點低開，盤中跌700點，收盤跌600點，市值損失1.2萬億美元，約合8.5萬億人民幣。這讓此前編出中國股市“弱不經推”段子的行為體情何以堪。更加微妙的是，在社交媒體上，美國領導人從5月15日5時左右發出一條將中美貿易戰看作自身政績的推文之后，陷入了沉默狀態，以其獨有的方式，間接承認了美方并不能有效承受全面開打代價的現實。
第二，初步褪去了美國“良性霸權”的外衣，有助于破除基于過度美化的崇美媚美。“良性霸權”“自由世界的燈塔”等，是長期籠罩在美國霸權之外的光環。美方在中美貿易戰和戰略博弈中采取的各種手段——無論是對華為的斷供、物流劫持，還是對中國學者以及學生進行限制、騷擾，抑或是對中國政府的“極限施壓”——自我打破了所謂“良性霸權”的形象；其不斷自證的“棄約精神”，以及不著調的行為，破除了冷戰后所謂“美國政府成熟理性，所有行動都經過深思熟慮”的錯誤認知。凡此種種，為消除基于過度美化的對美國非理性崇拜提供了基礎。
第三，初步展示了中方實力，展示了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魅力。華為作為一個民營企業，有效抵制了超級大國以近似舉國之力的脅迫與壓制；在回擊不公正待遇的過程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堅持不被美國的不當舉措帶偏節奏，并保持對全球化和國際體系的恰當認知。中國具有的實力和格局，在華為這一個案上得到了有效的體現。
破除崇美媚美恐美錯誤思想認識，進一步牢固樹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強，是一項戰略性的重要任務，是我們邁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必須堅實走好的一步。（作者：沈逸，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