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潭醫院北三樓朝南的病房已經被清空，走廊里擺著空病床。
夜晚的金銀潭醫院北樓病房。
剛到北三樓的日子，經常被死亡的恐懼籠罩著。那種感覺江月明到現在還記得。
那是位于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北樓三層的一個重癥病區，專門收治新冠肺炎的重癥及危重癥病人。江月明只是其中之一。
住進北三樓之前，她感覺自己“看不到希望”。一起住進金銀潭醫院的病友離世了，此前一起聚會的朋友也感染了。她想，自己如果當時沒住進醫院，繼續燒到39.5℃，走不動路，可能就死了。
她的肺部CT影像顯示，雙肺大片磨玻璃樣滲出。大年初一，醫生跟家屬下了病危通知，她只模糊地記得醫生在搖頭。
后來，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醫師蔣進軍把她拉回來的。蔣進軍是在江明月進入金銀潭醫院3天后到的，和他一起到的是上海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的醫療隊。
截至3月24日，這支醫療隊已經接管這個病區60天。60天來，醫療隊面對過數十次死亡，他們不斷地降低病區死亡率，從“兩眼一抹黑”地與死神搶人，到與世界分享重癥與危重癥病人救治經驗。
“有人來救了”
一位發熱病人被救護車送進金銀潭醫院，司機對隨行人員進行消殺。
金銀潭醫院北三樓一位氣管插管的病人。
江月明記得，自己被急救車拉到了金銀潭醫院那天是臘月廿八，庚子新年尚未來臨。第二天，武漢封城，她在恐懼中度過除夕夜，迎來新春。
那是金銀潭醫院最困難的一段時光。醫院174名醫生，438名護士已陸續全部投入一線，也有來自同濟、協和等醫院的ICU力量支援，但人力還是不夠。
他們面對的，是源源不斷送來的病人。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腦子里的那根弦，已經緊緊繃了近一個月。
“所有醫生、護士是完全沒有休息，完全沒有休息！”在最近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張定宇回憶，“所有人都是24小時連軸轉，包括護士下夜班可能就給她睡個覺的時間。”
“不可能再撐下去了。再撐下去那根弦會斷掉的。受傷的是整個醫療體系和我們的病人。”
病區里的常態是5個醫生、十四五個護士，管理四五十個病人。醫院里的保潔人員沒了，醫療垃圾、病人丟出來的東西、病人的吃喝拉撒，都要護士負責。醫院做行政工作的人白天去半污染區給病人送飯，夜里有人還要去拉從各地寄來的防護物資，“去慢了別人就拿走了”。
張定宇說，他也是在除夕夜下班回家的路上才知道，“有人來救了！”
支援武漢的第一批上海醫療隊，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上海市醫學會泌尿外科專科主任委員鄭軍華的帶領下，從長江尾飛向長江中下游的這座已經封城的“孤島”。
1月25日的深夜1:30左右，飛機在雨中降落在武漢。鄭軍華在起飛之前，才拿到張定宇的電話，才知道自己帶領的隊伍要支援金銀潭醫院，這個疫情的“風暴中心”。
這是一支從上海52家醫院的呼吸科、感染科、急診科、重癥醫學科等抽調而來的“醫護精英”。除了鄭軍華，隊伍里還有曾經抗擊過“非典”的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呼吸科學科帶頭人周新，也有上海市瑞金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陳德昌。
起初，他們并未想象到在這家醫院里正發生著什么。
有人離家時把孩子托付給閨蜜，有人穿著裙子匆忙趕來，有隊員說剛走進金銀潭醫院時感覺這里“死一般的沉寂”，第一次在院子里遇見穿著白大褂的醫生時，下意識地繞開走。對于這個病毒他們知道得不多，對病毒感染造成的嚴重后果始料未及。
“情況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
第一次進入隔離病房，領隊鄭軍華也不敢確定，口罩以及身上的防護服，是否能夠抵擋住病毒。鄭軍華記得，接管病房的第一天晚上，他們就遇到了一例死亡病例，“情況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
“兩眼一抹黑”“束手無策”是這支上海醫療隊多位專家、教授進入金銀潭醫院初期的感受。由來自52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管理需要磨合；在陌生的醫院面對臨時改造的ICU，環境需要熟悉；更重要的是這個陌生而詭異的病毒，需要一步步加深認識。
他們接管的病區包括北三樓的臨時ICU病房、北二樓的普通病房。臨時ICU的31張床位上，有20多個極其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像這么多重病人集中在一起的場面，很多護士沒見過。”鄭軍華說。
蔣進軍進入病房后才知道，條件遠比想象的艱苦多了。他記得北三樓306室20號床的病人老伍，剛來時“神清氣爽”，看上去并不嚴重，但一天之后病情突然加重。“（鼻導管）吸氧半個小時不行，半個小時高流量吸氧，還不行。”蔣進軍在酒店通過微信不停地“遠程指揮”。
庫房里20臺無創呼吸機全部用上了，最后他們在庫房的角落里找到一臺處于死機狀態、管道不全的無創呼吸機。蔣進軍直接聯系了呼吸機廠家的工程師，現場連線，重啟了“死機”的呼吸機，又把呼吸機需要的管道拼湊齊全。上了呼吸機，才將老伍搶救回來。
鄭軍華感到壓力很大，一面擔心隊員感染，一面為重癥病人救治而焦慮，睡不著是常有的事。有著豐富重癥病人搶救經驗的陳德昌，血壓前所未有地高到不得不吃藥。抗擊過“非典”的周新也發現，“以往的經驗有時候行不通了。”
讓陳德昌印象很深的是，一個還不到40歲的男人。“上了無創呼吸機，本來病情比較穩定，平時還可以聊天。”后來有一天，他前去交接班時，在樓下見到了男人的妻子在哭泣，那時才知道，昨天晚上男人“突然一下血壓下來了，人就沒了”。
“怎么挺好的病人一下子就走了。”陳德昌很奇怪，他們竭盡全力地搶救，有時仍然攔不住死神搶走病人。雖然許多死亡病例都是老人，但他們并非都有嚴重的基礎性疾病，還有癌癥晚期的老人未死于癌癥卻死于新冠肺炎。
醫生們開始思考，到底問題出在哪里？
病毒的靶器官在哪兒，救治方案應該如何優化，低血氧癥如何改善，“炎癥風暴”真的存在嗎，為什么血壓會突然降低，病人的肺部到底成了什么樣子？醫生們對這個疾病的疑惑太多了。
“我們必須尋找答案。我們不能這樣悲觀下去，我們一定要前行。”鄭軍華2月初的那段時間里，腦子里總琢磨著“病理解剖”的事兒，“病理解剖是了解疾病發展規律，特別是致病性非常重要的一塊兒”。陳德昌也意識到，“要打開一些謎團，必須做尸檢才知道體內發生了什么。”
金銀潭醫院北三樓，上海醫療隊正在進行交接班。
“尋找答案”
世界上第一例、第二例用于解剖的新冠肺炎逝者遺體，均出自上海醫療隊接管的金銀潭醫院北三樓重癥病房。
“這個事情達成，不是那么簡單的。”鄭軍華告訴記者，實際上他們一直都在嘗試推動，只是在2月15日、16日，條件具備了。新冠肺炎病人的遺體解剖已獲得相關部門的批準，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系教授劉良領導的遺體解剖團隊已做好準備，金銀潭醫院愿意提供遺體解剖場所。
但想要獲得病人遺體，并非易事，首先要征得家屬的同意。據媒體報道，首個肺炎逝者，因家屬不同意，而未能夠進行尸體解剖。且后來的1500多名逝者，也均未做過尸檢。
在接管病區之后，上海醫療隊就規定，每天打一個電話與病人家屬溝通病情。家屬與醫生之間的信任逐漸建立起來。當病房的醫生聯系2月15日、16日去世的兩位病人的家屬時，他們都同意進行尸體解剖。“其實現在看（每天跟家屬通電話）這個規定，（對尸體解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鄭軍華說。
遺體解剖確實讓許多疑惑得到了解答。
比如，病毒的靶器官不只是肺，“心、脾、腎、肝、小腸等，甚至卵巢都有損傷”；比如，機械通氣后血氧飽和度提不上去，是因為病人細小支氣管肺泡里有大量黏液分泌，把肺泡堵住；比如，此前“炎癥風暴”只是臨床推測，遺體解剖后發現“（病人）體內沒有這么大的炎癥”；比如，以前胸腺肽只敢按說明書的一周用兩次，膽大點兒一天一次，后來發現淋巴細胞都沒了，一天敢用兩次，“很多人淋巴細胞就上來了”，等等。
由遺體解剖而得來的“病理改變”，寫進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里。如此一來，面對標準化的診療方案，醫療隊也能夠更積極地判斷病人發病階段，病情細節，給不同的病人制訂個體化治療方法，“盡量不要讓病人發展到呼吸衰竭”。
那時候，上海醫療隊接管病房已有40天，雖然偶有醫護人員感冒發燒，但沒發現有人感染。醫護人員與陌生環境的磨合也已經完成，救治經驗慢慢積累，醫療隊搶救的效率與質量，也不斷提高。即便是在ICU，死亡率也在下降，鄭軍華也感受到，身上的壓力漸漸小了。
慢慢改善的還包括一度困擾鄭軍華氣管插管的問題。
“插進去，過幾天（病人）就走掉了，這說明我們插的時機不對，說明到這個時間你再去插管，對病人的治療效果不好，大家去反思。”鄭軍華告訴記者，“第六版（診療方案）就提倡，‘及時進行氣管插管和有創機械通氣’。很多都是臨床經驗的總結。”
上海醫療隊進行的第一例氣管插管，是陳德昌做的。
這位瑞金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已經20多年沒親自為病人插過管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成功，那次插管時，他看著飛沫噴濺到自己戴的正壓面罩上，“非常危險”。后來再次給病人氣管插管時，直接“把病人自主呼吸打掉”，但這樣留給他插管的時間只有一二十秒，“必須保證100%成功，不然可能就有危險。”
蔣進軍則試圖將無創呼吸機用到極致。江月明轉入北三樓306的第一周，蔣進軍說，隨時都在準備為她進行氣管插管。但他明白，當時氣管插管之后的病人存活率并不高。他要發揮無創呼吸機最大的效果。“病人有左肺和右肺，呼吸機要成為病人的第三個肺，讓它與人體保持很好的同步性，人機合一。”
“呼吸機沒調好，就容易人機對抗。”蔣進軍總是花費很多心思去調整呼吸機的參數，在他看來，有時候并不需要上有創呼吸機，只是無創呼吸機沒發揮出它最大的功效，“就像攝影，有人就用傻瓜模式，但其實你可以用M檔（手動模式）拍出你想要的效果”。
與此同時，蔣進軍將此前江月明吃的藥盡可能精簡，以減少藥物在身體上產生的副作用，并鼓勵她主動進食，增強抵抗力。
江月明咳嗽，蔣進軍在治療中加了治咳嗽的藥，防止導致氣胸；為了防止誤吸和加強營養，蔣進軍使用了鼻胃管給她供給營養；為了避免長期臥床不動造成深靜脈血栓，蔣進軍鼓勵她努力活動腿腳，并給她用了活血化瘀的藥物。
蔣進軍還更換了病房里的經常漏氣的吸氧面罩，換上從上海調運來的針對中國人臉型而設計的“鈕式面罩”，病人戴上后舒適度非常高，才不會出現扒掉氧氣面罩的情況；并采用俯臥通氣的方法，讓肺部能夠更好地恢復。
“一定活著回來”
住進金銀潭10天后，江月明活下去的意念慢慢萌生。在那之前，她只想求一個解脫。“床邊上一樣東西我都拿不了，一拿就馬上氣喘不過來。”那陣子，緊張的救治一直進行著，悲觀的情緒，也需要被搶救。
306室的不少病人都有過情緒崩潰，以及拒絕治療的經歷。
江月明所在的病房，對面床的老伍，入院時還能夠獨立行走，但病情加重時，眼睛幾近失明，躺在床上時，失明的恐懼與煩躁讓他總想扒掉那個長得像豬嘴巴的吸氧面罩。鄭軍華記得，病區里一個病人不配合治療，不僅扒掉了自己的吸氧面罩，還差點兒扯破了護士的防護服。
絕望之時，江月明想過自殺。她拒絕配合治療，還問護士能不能給她一把剪刀。她要忍受著身體疼痛和心理恐懼的折磨。“仿佛失去了活著的意義”。
說話的力氣都沒有的時候，她用手機一點點敲下遺言，發給女兒：“要是媽媽真的回不來的時候，你自己好好生活。”女兒不讓她這么說。
江月明最絕望的時候，護士撥通了她女兒的電話，希望女兒多跟媽媽視頻，“哪怕說不了話，就發一個視頻。”醫生和護士也鼓勵著江月明說：“只要配合治療，會活著的。”有時候則哄著說，“你的病情在好轉。”
有一天女兒在視頻里說：“媽媽，我一定要等著你活著回來。”江月明哭了，開始想好好活下去。蔣進軍讓她“把飯當藥吃，營養非常重要”。于是，她開始拼命吃飯，護士沒時間喂飯，她就用手抓著飯菜一點點兒往嘴里送，即使那時候同病房的病人正在換尿布或者排便。
無創呼吸機用了兩三周，撤掉了，換用高流量吸氧面罩，又用了兩周左右，開始鼻導管吸氧。等取下氧氣面罩的那天，江月明發現自己的嘴巴捂爛了，烏紫烏紫的。再后來她開始嘗試著下床走路，起初她只能夠做到把腳挪到床邊坐著，三四天之后才真正在護士的攙扶下走起路來。
蔣進軍知道，306病房里的4位病人都是“有文化的人”，有大學教授，有公務員，也有公司白領。于是她決定讓已經寫下遺書的江月明當這個病室的“室長”，大家“互相照顧，互相鼓勵，互相監督”，比賽吃飯，鼓勵運動，互相做心理建設。
23床的老劉恢復得挺好，但他本身有胰腺炎，“開始一滴水都不能喝，全部要吊鹽水。”后來老劉看到其他幾個人呼啦啦吃飯，有點兒著急自己的病情，便偷偷吃粥。“結果淀粉酶一下子就飚上去。”
蔣進軍就告訴306室的其他人：“你們吃飯時稍微告訴他一下，不要讓人家嘴饞。”江月明就開導老劉說：“老劉，你現在不能吃飯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吃飯。”
“周圍有人死掉，大家心理上都非常恐懼，所以他們就相互扶持，就像一家人一樣。”蔣進軍說，“病人給病人做思想工作，會更好。因為我們醫生穿著防護服，像個太空人一樣，有距離感。”
這段特殊的日子
60天來，鄭軍華帶隊接管的病區收治了170位新冠肺炎病人，其中重癥/危重癥比例高達72.35%，已經有92名病人出院。3月23日，病區里只剩下27名患者，病房空了一半。鄭軍華準備把兩個病區合成一個病區。
院長張定宇清楚，上海醫療隊接管的危重癥病人的病區，治療效果非常好。鄭軍華帶領的團隊過來以后，“整體的病死率在下降，出院病人在增加”。一些此前被認為很可能救不回來的病人，活了下來。
陳德昌印象中有一位，本身就得了肺癌的病人，“我以為他預后不好，結果越來越好了。”他記得15床有一個肺部被病毒侵蝕很嚴重的女病人，免疫功能一直都很差，上了無創呼吸機。“我們以為她活不過來，結果把她救活了。”
有一天陳德昌查房的時候，15床的病人突然到他跟前，給他深深鞠了一躬。原本這位女病人的丈夫也住在北三樓，10多天前治愈出院了。陳德昌記得，丈夫經常來病床前陪著她，這兩口子在2月14日情人節那天，一人拿著一個蘋果讓醫護人員幫忙拍照，以紀念他們一起度過的這段特殊的日子。
許多病人的成功救治，以及對新冠肺炎病毒的認識，都是建立在一線醫生對臨床救治經驗不斷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
3月13日，國際著名醫學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發布了一項研究成果，揭示了COVID-19致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和患者從ARDS發展至死亡的危險因素，并歸納分析了激素在治療中的作用。
這正是鄭軍華帶領的上海市第一批醫療隊聯合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宋元林教授團隊，對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收治的201例新冠肺炎患者進行救治經驗回顧性分析的結果。
研究發現：從住院到ARDS發生，從ARDS發生到死亡，可能存在不同的風險因素。與ARDS的發展以及從ARDS到死亡的發展相關的風險因素包括高齡、嗜中性粒細胞增多、器官凝血功能障礙。此外，他們還發現在ARDS患者中，激素甲潑尼龍的使用可能使患者獲益。
目前，該研究在JAMA官網的閱讀次數已突破17萬余次，受到國內外同行廣泛關注。研究團隊收到20多封國外同行來信，希望能夠進一步交流他們的抗疫救治經驗，寫信的人來自美國、意大利、加拿大、巴拿馬等國。
該研究第一作者之一的吳超民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從國外同行的來信中，他能感受到他們對當前中國成功的抗疫救治經驗是高度重視和迫切需求的，他們在郵件里的開頭常常寫道：“我們正處在一個抗疫的艱難時期。”其中，美國佛羅里達州梅奧診所呼吸科主任Fred Lang教授還表示，“希望探討新冠肺炎的救治經驗，并邀請我們給他們科室的醫生做一個學術視頻講座。”
鄭軍華發現，其他國家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國的探索，尤其是在重癥病人的救治、社區感染的控制等方面，還會關注當發生ARDS后呼吸機、CRRT的使用等。“他們特別想知道，我們國家在降低危重病人死亡率上的救治經驗。”吳超民補充道。
“醫學是在不斷地進步，傳染病會再來。那是病毒，你永遠殺不死的。”經此一役，周新覺得有許多值得我們去反思，“它和人類是共存的，它也會出變異，我們永遠跟不上它。今后還要時刻警惕這種不明原因的感染，一定要警惕。”
如今，醫生們對于病死率的降低分析了多種可能性。可能是病毒毒性減弱，收治的病人危重程度下降；可能是醫療資源充足，救治效率和質量提高；也可能是他們積累了更豐富的治療經驗。他們最愿意看到的情況是，病人轉去輕癥病房別再轉回來，或者直接康復出院。
當死亡無法逃避時，醫護們也會選擇盡力送逝者最后一程，因為那些人被送進醫院時，可能是與家人見的最后一面。
北三樓的護士長徐記得，有一天，一位老人離開了，當他的遺體被送離時，護士們都默默站在走廊的一邊，經過誰身旁都會說一聲：“老爺爺，一路走好。” 一些家屬聽聞病人去世，站在醫院樓下大哭也未能見到逝者最后一面。徐想，我們就替家屬送送吧。
那些逝者的遺物，原則上不允許被家屬帶走。但家人總希望能夠留下點什么，比如老人臨終前用過的手機，會放進消毒柜里消毒，然后單獨放進袋子里，雙層包裹好之后，貼上逝者的姓名和床號，等待親人來取。
恐懼慢慢散開
面對一個沒有特效藥的疾病，很多時候，醫療隊能做的是通過藥物治療、營養支持、氧療支持，讓病人活下去，以對抗病毒。
對于幾乎每天都有死訊的重癥病區，情緒的安撫顯得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沒有家人陪護的隔離病房，醫護人員必須及時掐斷病人“不想活”的念頭。
上海醫療隊的醫護人員，則一點點兒地鼓勵病人，“有好身體才能抵抗病毒”。從上海調來的50名心理醫生，有時也會進入病房幫助病人克服心理上的恐懼。護士一口一口地喂飯，有時候一個病房要花上一個半小時才能喂完，再或者給行動不便的病人泡腳、洗頭。病人想吃水果的時候，護士們就從住的酒店帶水果過來。病人因為住院匆忙連襪子都沒穿，護士們便把自己的新襪子拿了過來。
一位護士記得，有一天她推著老人下樓做CT的時候，陽光很好。已經很久沒曬過太陽的老人說：“在病房里太沒勁，太無聊了。”她就說，“那我帶你曬一會兒太陽吧，但時間不能太久，你氧氣不夠。”
護士們讓病人很感動，病人也有讓護士們的淚目的時候。2月29日那天，正趕上護士劉燕生日，306室的病人躺在床上錄的幾段小視頻，讓醫護人員們哭得一塌糊涂。
視頻里老劉取下吸氧面罩，喘著氣說：“劉燕，謝謝你的細心照顧，來日武漢相會。”病房里的醫療儀器嘀嘀嘀地響著，說完他趕緊又把面罩戴上。其他人也依次摘下口罩，送上生日祝福。
在如今的306病房里，死亡的恐懼已經慢慢散開了。4個人只是偶爾再講起各自死里逃生的經歷，激動時老范的血壓會升高，江月明會流淚，他們都覺得自己是最有故事的那個。
老劉還上著高流量氧療儀，而江月明和老伍早就換下鼻導管吸氧，老范已經脫掉吸氧設備，在住院超過50天后終于達到出院條件，江月明說自己也快出院了。他們希望之后能夠住進同一個隔離點，他們互加了微信，建了個微信群，準備分享養生知識。
這幾個本來可能要插管甚至上ECMO的病人都用無創通氣救過來了，現在能夠陸陸續續地出院了，對蔣進軍來說是再開心不過的事。蔣進軍記得老伍出院的時候說，等來年一定到上海去看他和醫療隊的醫生、護士。
上海第一批支援湖北醫療隊已經在這里駐扎了60天，他們看著其他醫療隊的返回，心生羨慕，但仍要堅守到最后。好在他們都從那個無比難熬的冬天，走出來了。
蔣進軍再回想起兩個月前剛來金銀潭時，這個冬天安靜得可怕，尤其是那場在上海很難見到的大雪，更添壓抑。而此刻在金銀潭醫院，很多病人已經出院了。北三樓的病房空了一半，院子里萌發出春天的氣息，早櫻開了又落，油菜花正開著，院子里許多樹已經抽出綠芽，病房里時常有布谷鳥和灰喜鵲的叫聲傳進來。（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病人均為化名）
（見習記者 李強文并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