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分鐘問了53個問題 下午兩點半才吃上午飯 在只言片語中摸排線索 北青報記者帶您揭秘——
疾控人的流行病學調查“十二時辰”
在傳染病防控中，流行病學調查（以下簡稱“流調”）至關重要，通過調查弄清感染來源，再將相關的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方可阻斷病毒傳播、控制疫情。眼下，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北京疾控系統的流行病學調查員們幾乎是在“連軸轉”，對每個病例抽絲剝繭地進行調查。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跟隨北京市豐臺區疾控中心的醫學偵探們，體驗了流行病學調查的“十二時辰”。
3月4日8時30分，北京市豐臺區疾控中心信息組收到一條消息：轄區內某醫院上報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這名疑似患者姓張，是一家餐館的廚師。接到任務后，流行病學調查員武晶和李若曦立即展開了調查工作：這個疑似病例具體癥狀如何？他是通過什么途徑被感染的？他先后接觸了哪些人……這個“相對簡單”的病例，調查員們也用了幾乎一整天的時間去調查，最終找出了16名密切接觸者。
9：00 前期準備
提前打電話溝通
為調查做好充分準備
有著10年疾控工作經驗的武晶一襲黑衣、留著短發，顯得十分干練。4日上午9時許，武晶收到了醫院轉來的患者臨床診斷信息和專家會診意見。隨后，與患者電話溝通發病情況、打印患者的基本信息、準備紙筆和文件夾……這一連串的工作武晶幾乎是一氣呵成。沒有人知道，此前她已經連續奮戰了兩天，前一晚更是只抽空睡了兩個小時。
此時，疑似患者張先生正在醫院的隔離病房觀察，醫院已采樣，即將把樣本送至豐臺區疾控中心進行檢測。但考慮到這個疑似病例從事餐飲行業，存在一定的風險，武晶和李若曦決定先去一趟醫院，與張先生當面溝通。在病房里待的時間越長，被感染的風險就越大，對患者造成的心理壓力也越大。于是，武晶提前撥通了張先生的電話，與他進行溝通。
電話那頭，張先生的語氣顯得有些焦慮：“我應該不是這個病吧？”“核酸檢測結果什么時候能出？”“會不會影響到餐館生意？”面對對方接連不斷的發問，武晶輕柔地安撫著他的情緒：“結果出來我們第一時間通知，您先踏踏實實休息，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先別想這么多。”
“麻煩您準備一下您店內員工的個人信息，我們下午會去現場看看。”在武晶旁邊，搭檔李若曦正跟餐館老板通電話，請對方準備好相關材料。許多人乍聽到李若曦的名字時都以為這是個女生，其實他是個干凈利索的帥哥，研究生畢業后進入豐臺區疾控中心，如今也是有著7年工作經驗的“老將”了。
上午11點，去醫院現場調查時要用的物資已經放在桌上：三個鼓鼓的雙肩包里裝滿了防護服、護目鏡、口罩、手套、鞋套……當天負責消毒接應的疾控工作人員是袁夢和郝文斐，清點好物資，一行人出發了。
12：06 進入病房
詢問病人配合默契
一個眼神就能夠意會
與醫生溝通、穿好防護服……抵達醫院后，經過一系列準備，“流調小分隊”在12時06分進入張先生所在的隔離病房。
“您好，我們是豐臺區疾控中心的流調人員。現在感覺怎么樣？有什么癥狀嗎？”李若曦和武晶走上前去，像拉家常一樣，口氣柔和地問起張先生的病情。
“我就是個炒菜的，胸前的疙瘩有點疼。”張先生撩起衣服，將胸前的疙瘩展示給李若曦和武晶看，并表示自己是“疙瘩疼了”才來醫院看病。
“有發燒嗎？”李若曦追問。“沒有。”張先生搖搖頭。“有干咳、乏力嗎？”“也沒有。”
“但大夫說您有干咳的情況。”武晶根據臨床診斷信息及時提醒。“我就是上班炒菜的時候會嗆到。”張先生說。
聽到這個回答，李若曦稍稍加重了語氣：“一定要如實說哦。”“就是炒菜被嗆到了，像這樣，咳、咳、咳。”說著，張先生特意咳嗽了幾聲。
李若曦和武晶交換了一下眼神，對張先生說：“您還是有點緊張，咱慢慢說，不著急。”
“對，咱不緊張，接下來還會問您很多問題，細節比較多，您慢慢回憶。”武晶立刻接過話茬兒安撫張先生，并開始詢問他家里人的情況，讓他放松下來。
等張先生情緒穩定了些，武晶通過聊天式的詢問，繼續試探驗證他的癥狀，確定發病時間。最后張先生坦承，他從過年前就開始有輕咳。
12：55 走出病房
在49分鐘時間里
站著問了50多個問題
根據張先生所述的發病日期往前追溯14天，李若曦和武晶你一句我一句，又仔細詢問其每天的行蹤。
在隔離病房待了一會兒，流調員的護目鏡就起了霧氣。記者 付丁 攝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不一會兒，李若曦和武晶的護目鏡內側已經布滿了細小的水珠。中午的太陽透過窗戶照進來，穿著防護服更加悶熱。二人卻還在不停詢問、記錄。發病前14天活動史、乘坐過的交通工具、醫院的就診經歷、與同事的接觸情況……他們手中的記錄單上密密麻麻寫滿了標注。
“您快吃飯吧，飯菜都涼了，也麻煩您這么長時間，您踏實地好好休息，有結果我們第一時間告訴你。”問完了最后一個問題，李若曦和武晶還不忘安慰張先生。
二人從病房出來時，走廊上的時鐘指針已經指向12點55分。粗略算下來，在這49分鐘時間里，他們至少詢問了53個問題，平均不到1分鐘問1個問題，而且全程都是站著詢問。
脫下防護服，他們的臉上、手上被勒出了一道道勒痕，貼身的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打濕。對此，武晶滿不在乎地笑了笑：“嗨，都習慣了。”
13：40 回程路上
沒有排除疑似之前
都要按確診病例來對待
結束了在醫院的調查，13時40分，武晶一行人踏上回程。路上，李若曦表示，從胸片、癥狀、血象檢查以及流行病學史等情況來看，張先生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不高，“但非常時期，在沒有排除疑似之前，就要按照確診病例來管理。”
“萬一最后的檢測結果是陽性，而我們沒能提前把患者和他的密切接觸者都控制住，這些人再到處活動，影響范圍就更大了。”武晶補充道。
此時，張先生的核酸檢測結果還沒出來。如果結果是陰性，是否意味著調查工作就白費了呢？對此，李若曦并不認可，“如果是陰性，我們會很高興，說明病例越來越少了，疫情防控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這是個好消息。但同時我們也不能松懈，這是一個新病毒，我們對它的了解是通過不斷地做流行病學調查來增進的，每個調查都很有必要，都要認真對待。”
“就算沒有癥狀，仍有可能是無癥狀的感染者。在沒有確診之前，寧可認為他就是患者，也不能漏掉任何一步，不能掉以輕心。”武晶說。
14：30 吃上午飯
去餐館和宿舍摸排
發現另一條關鍵線索
待回到疾控中心吃上午飯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半了。扒拉了幾口盒飯，放下筷子，武晶和李若曦又馬不停蹄地趕往張先生工作的餐館進行調查。為了不引起餐館員工及周邊居民恐慌，一行人在離餐館100米左右的路口停了車，這個直角轉彎的路口剛好擋住了車子。
“怎么角落里還有煙頭？垃圾得及時清理，還得加強通風。幾位員工的口罩佩戴方式都不規范，得再往上拉……”面對餐館里存在的問題，二人直接現場“挑刺”，表示安全衛生馬虎不得。
在調查現場，武晶（右二）和李若曦（左二）向餐館員工示范正確的口罩佩戴方式。記者 付丁 攝
在當天上午的調查中，張先生自述其為廚師，在店里一般在廚房活動，不與大堂客人接觸。為了掌握并印證其在店內的行動軌跡，武晶和李若曦又來到了二樓監控室，花了半個多小時查看監控。
“現在我們要先大致確認他在店內的行動軌跡。如果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被確診了，我們就要把他發病前14天到就診日期間，店內的所有監控記錄全部進行仔細查看，尋找密切接觸者。至少目前，由于吃飯和休息時是不戴口罩的，店內的16名同事已經全部算作密切接觸者了。”武晶說。
張先生住在距離餐館約100米處的一個半地下宿舍，與他住在一起的還有其他8名同事。在調查中，一名同事向武晶和李若曦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其曾經在上個月底與張先生一起去過超市。這與張先生上午在醫院自述“3月1日去過超市”不符。
這一關鍵內容引起了武晶和李若曦的警覺，在后續的補充調查中，他們將順著這條線索進行摸排，甚至得去超市調監控。
18：00 趕回單位
來不及吃飯先整理報告
中間只吃了一個橘子
走訪完張先生工作的餐館和宿舍，武晶和李若曦回到豐臺區疾控中心，此時已經是18時，天都黑了。“得趕緊修改報告，郝文斐和袁夢已經整理了初步報告，現在我要把下午調查的內容補進去。”顧不上吃飯，李若曦開始在電腦前埋頭打字。直到20時左右補充完報告，李若曦只吃了一個橘子，而這中間他一直沒從座位上起來過。
“您先吃口飯吧。”“不行，同事還等著我另一個報告呢，拿不到這個報告他沒法下班。”說著，李若曦已經點開了另一個文件夾，繼續埋頭完善報告。而在他對面的工位前，武晶正忙著處理前一天的一個病例進展報告，和組員討論病例情況，核實最新的進展與相關細節。
23：41 上交名單
一天工作了超15個小時
他干脆在值班室過夜
凌晨，流調員們仍然在工作。記者 付丁 攝
當日23時41分，李若曦把密切接觸者的名單上交，當天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因為第二天還要上班，進行補充調查等工作，李若曦干脆睡在了值班室，“不回家也有好處，第二天不用著急往單位趕。”
武晶則表示，這個案子算比較順利，“張先生很配合，目前來看他的活動軌跡相對單一，接觸的人也不多，調查起來沒那么費勁。”這個“相對簡單”的案子，他們從當天8點半到23點57分，忙活了超過15個小時。
幸運的是，張先生兩次核酸檢測結果、新冠病毒特異性抗體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李若曦說，如果胸片結果好轉，且經過臨床專家組診斷符合出院標準的話，張先生就能正式出院了。到那時，相關的調查工作才算正式告一段落，此案中所有的密接者也都將解除觀察。
對話
“流調不僅是問問題寫報告 還有人文關懷在里頭”
對話人：北京市豐臺區傳染病與地方病防制科科長 楊霄星
北青報：調查一個病例通常需要多久？
楊霄星：得看病例的復雜程度。一般來說，12個小時內就要上交初步的流調報告，再不斷跟進完善。比如之前有個案例，因為患者有所隱瞞，光流行病學調查就做了三天，反復找不同的人核實情況。每個案子我們都要隨時跟進展、補充報告。一個案子從接到報告那一刻開始到患者解除隔離，要全程盯著，這個過程會很漫長，有個別案子可能跟一個月都沒結束。
北青報：疫情發生后處于怎樣的工作狀態？
楊霄星：我們多個科室組成了一支48人的流調隊，分了12個組，4個人一組，輪流“接單”。案子多的時候一天要同時接兩單，沒日沒夜地連軸轉。案子隨時來隨時接，經常調查完回來就已經是半夜了，再加上寫報告、審報告，一般都得到凌晨三四點鐘。所以我們每個人的工位下面都有一張折疊床，拉開了鋪上就能睡。自從1月20號以來，大家都很少回家，困了就在值班室或者工位上睡覺，但也睡不了幾個安穩覺，因為隨時會有電話進來，隨時有可能被召喚。
北青報：除了做流調，還需要承擔其他的任務嗎？
楊霄星：有的患者被確診了，但是家里的老人、孩子沒有人照顧，他們遇到了難處，就會向我們求助。我們也會把情況及時上報，由衛健委通過民政部門和屬地街道去幫助解決。之前有一對夫妻被確診，但他們還有個一歲的孩子無人照顧，媽媽給我們打電話哭訴，我們也感到很難過，幫她各方協調。后來孩子的檢測結果也是陽性，可以跟媽媽一起去定點醫院治療。心情挺復雜的，這是個不好的消息，但也是個好消息，至少孩子不用跟媽媽分開了。流調，不僅僅是簡單地問問題、寫報告，還有人文關懷在里頭。
北青報：北京疫情逐步穩定，工作壓力輕了嗎？
楊霄星：并沒有。一開始是以疫源地輸入性病例為主，后來出現了家庭聚集性病例，現在隨著復產復工可能會有單位聚集性疫情的風險。再加上疫情在海外擴散，國外輸入性病例也在出現，所以疫情風險在不停地轉移、轉化，我們的壓力一點也沒有減少，絲毫不敢松懈。。（記者 蔣若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