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1月20日起，中央政府建立起來的防控疫情體系正在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經過持續近三周的嚴厲防控下，我國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積極向好態勢，確診人數連續減少，病亡率有較大幅度降低，治愈率大幅提高。
面對如此巨大的公共衛生災難，我國充分展現了中國力量、中國速度，更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我們也深刻認識到，我國公共衛生體系仍面臨較大短板。有業內人士認為，這次疫情倒逼我們深刻反思，國家應該大力加強公共衛生和傳染病防治領域供給側的全面改革，解決該領域方向性、系統性、基礎性問題，讓該領域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嚴控下疫情擴散明顯扼制
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截至2月17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886例（湖北1807例），新增重癥病例1097例，新增死亡病例98例（湖北93例，河南3例，河北、湖南各1例），新增疑似病例1432例。當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701例。
多個數據明顯好轉。具體來看，據國家衛健委數據統計，2月17日當天，湖北以外的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79例，是自2月3日，單日增加確診病例890例以來連續第14日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自2月份以來，除湖北省外的省份首次新增確診病例降至2位數。
全國治愈出院人數也從2月12日起連續6天治愈出院超千人。數據顯示，從12日至17日，全國連續治愈出院人數分別為1171人、1081人、1373人、1323人、 1425人、 1701人。病亡人數也從12日單日最高254例，降至17日的98例，降至百例以內。
數據顯示，截至2月17日，我國治愈出院患者累計治愈出院病例12552例，重癥占比也從初期最高的38%下降到目前的20%。
對此，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院長、雷神山醫院院長王行環表示，根據近日的數據可以發現，疫情的拐點已經來到。他認為，現在新增部分很多是消耗存量。“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發熱的數量在下降。它是有一個坡度，逐漸在降，穩穩地在降，沒有反彈過，我是很有信心的。”解放軍總醫院呼吸科教授劉又寧此前也表示，湖北以外地區的拐點幾天前就開始出現。
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表示，根據其團隊建立的數學模型將國家強有力干預措施和春節后務工人員返程高峰兩個變量納入考量，這兩個變量將改變疾病的自然發展規律。根據該模型預計，2月中下旬全國病例數將達到峰值，4月底全國疫情會平穩。
鐘南山同時指出，到達峰值不意味著將馬上下降，還需繼續觀察，疫情還有可能隨著務工人員返程再次出現新的高峰。
但他認為，目前主要大中城市均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做好出入人員的檢查，因此返程帶來新的疫情高峰的可能性不大。
全國各地全力馳援
2月1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表示，千方百計救治患者是當前疫情防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對于湖北武漢患者多、重癥多、救治任務繁重，所以舉全國之力對武漢、湖北進行支援，以進一步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病死率、降低感染率。
郭燕紅表示，從全國馳援支持武漢的力度來看，現在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軍隊系統已經派出來自呼吸、感染、重癥等專業的精銳部隊，超3萬名醫務人員增援。針對武漢重癥多的特點，重點投入重癥專業的醫護力量，有1.1萬重癥專業醫務人員負責重癥的救治工作。這1.1萬重癥醫務人員已經接近全國重癥醫務人員資源的10%。
郭燕紅說，此次調出的是精銳部隊，是最高層的醫護力量。同時鐘南山、李蘭娟、王辰三個院士團隊在一線給予明確指導。調集全國22個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帶著精銳裝備，能夠幫助武漢提高救治水平。三個P3移動實驗室、檢測人員，以提高檢測能力、檢測效果，提升診斷的速度。
此外，針對除了武漢以外的其他16個地市，采用“以省包市”模式，通過責任包干、明確任務、落實落細，聚焦“兩提升、兩下降”。針對16個地市中疫情比較嚴重的黃岡、孝感、荊州等采用兩省包一市。
除醫療救治外，醫用資源保障也是重中之重。以醫用防護服為例，據工信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在疫情發生前，我國醫用防護服符合國家標準產能許可的企業只有40家，分布在14個省份，日均總產能僅3萬套，但疫情襲來，僅湖北省一地，每日需求量便高達10萬套。為了滿足疫情需要，眾多企業不計成本紛紛轉產，望補足產能缺口。
而為了讓企業放心生產，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表示，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工信部印發了“關于發揮政府儲備作用支持應對疫情緊缺物資增產增供的通知”，明確符合條件的重點醫療防護物資，增列到國家儲備物資目錄。對于企業多生產的重點醫療防護物資，全部由政府兜底收購。
2月18日，國新辦就中央企業支援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況舉行發布會上，國資委副主任任洪斌表示，在疫情抗戰一線，央企不計代價、不講條件，充分發揮主力軍、國家隊作用，全力支援保障疫情防控阻擊戰。
同時，地方也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推動企業轉產。江西方面五措并舉加快推動企業擴產轉產疫情防控物資。包括按照“先生產、后辦證”的原則，減少審批環節，組織專家為企業在廠房改造、產線調整、生產工藝等方面提供指導和服務，幫助解決生產中的技術難題，指導企業加強質量管控，確保產品質量符合標準要求。并加大政策支持，對擴產轉產疫情防控物資的企業，在銀行融資、貸款貼息、技術改造、穩崗補貼、資質注冊收費、財政資金等方面給予大力扶持。
天眼查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7日，全國有超過3000家企業經營范圍新增了“口罩、防護服、消毒液、測溫儀、醫療器械”等業務。此外，根據企查查專業版數據顯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10日，我國相關企業經營范圍涉及醫療器械、消毒產品等防護制品的新增企業數量也超過2萬家。
我國將一步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表示，大疫當前是壞事，但也倒逼我們深刻反思，國家應該大力加強公共衛生、傳染病防治領域供給側的全面改革，解決該領域方向性問題、系統性問題、基礎性問題，讓該領域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黃奇帆說，從宏觀上來看，武漢的防疫應對問題不是湖北獨有的，公共衛生與傳染病防治領域是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后領域，甚至是盲點。從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短板始終沒有很好補上，整個公共衛生系統在人員、技術、設備各方面都遠遠落后，這才是導致我們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的確，2015年，由復旦大學牽頭的健康領域社會風險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發布的一篇調查報告顯示，在新形勢下，我國疾控困境凸顯短板猶在。報告指出，雖然我國政府財政投入顯著增加，但疾控工作長效保障機制尚未形成。政府投入穩定性不足。數據顯示，自2002年的1.27‰到2012年的1.05‰，下降17.3%，政府投入的增長滯后于社會經濟增長速度，“財神跟著瘟神走”的現象仍然未變。
報告指出，在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導致公共職能偏廢。數據顯示，政府投入距全額投入標準仍有31.1%的缺口，機構開展有償服務現象仍然存在。
對此，黃奇帆表示，政府要擴大對公共設施的投資，提高公共衛生領域的供給質量。他認為，疫情之后，國家要加大對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設施的投資，尤其是加大公共衛生服務設施的投資。政府財政應該把原有投向基礎設施的錢，轉移一部分到公共衛生等公共設施領域里面來，提高公共衛生領域的供給質量，用這一政府消費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
因此，未來我國將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強和完善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法律法規建設，認真評估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同時，從醫療衛生資源投入、隊伍培養、協同機制等各方面加強公共衛生軟硬件建設，改革完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全面增強社會的防護意識和能力，避免小病釀成大疫。
著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全面提升應急管理能力，增強應急救援的協同性、整體性、專業性。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完善應急醫療救助機制。健全統一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把應急物資保障作為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從產能保障、調度機制、儲備體系各個環節不斷完善相關工作機制和應急預案，實現集中管理、統一調撥、平時服務、災時應急、采儲結合、節約高效的目標，確保應急物資保障有序有力。（記者 梁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