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邊是現代化的摩天大廈，一邊是低矮雜亂的城中村——在每一個城市，幾乎都能看到這樣魔幻的場景。這好像是兩個平行的世界，各有各的生存邏輯。在許多人看來，城中村好像是城市的傷疤，環境不好、治安較差、安全隱患突出……然而在另一些人，尤其是城市的外來者看來，城中村或許沒有那么糟糕，這里有廉價的居住空間，有與收入匹配的服務產業，有親友老鄉等社會資源，為他們在城市謀生或真正邁進城市，提供了一個夠得著的平臺或起點。
一座城市要有活力，要能成長，必須是包容的。在我國這樣一個城鄉二元體制轉軌、數億農民變市民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城中村自有其存在的歷史原因和現實需求。然而，城中村的問題也是真實存在的，亟須進行善治——沒有人應該生活在污水橫流和提心吊膽的環境中。城市總有低收入人群，總有外來者和農民工，政府部門需要給他們提供基本的棲身之所和公共服務，這是新時代城市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棠下村（2016年8月10日攝）是廣州市天河區東部一個城中村，也是廣州市最大的城中村
“家”住城中村：光鮮城市另一面
作為經濟發展的高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吸引大量外來人口遷入;而城中村，則成為他們進入城市的主要聚居地。剛畢業的大學生、進城農民工、生活服務業從業者、小商販等聚居于此，“到大城市闖闖”，成為他們最初的動力。城中村，既給他們帶來機會和希望，也向他們展示著光鮮城市里，混亂與殘酷的另一面。
落腳城市，尋找機會之地
北京市通州區北門口村毗鄰南六環馬駒橋和京滬高速交叉口，交通便利，又與亦莊經濟開發區隔河相望，聚集了大量外來人口。
居住、生活的低成本是不少外來人口選擇城中村的原因。28歲的申先生畢業于西安一所大學，在亦莊一家工廠工作，月薪過萬元，他和妻子住在北門口村集體土地上建設的一所公寓里。“我和媳婦達成共識，我們不在北京消費，艱苦3年，攢夠房子的錢就回老家。”申先生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夫妻倆選擇住700元的城中村公寓就是為了攢錢。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為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城中村雖然基礎設施落后、居住環境較差，但功能相對齊全、生活相對便利，受到眾多外來者的青睞。武漢的華安里社區就是其中之一。
走進華安里社區，藥店、百貨、五金、餐飲、診所、澡堂、幼兒園、美容美發、各類維修店等應有盡有。人們幾乎不用走出這個小區，就可以滿足生活所需。事實上，他們也很少出去。
“來這里后，還沒去外面大商場逛過。每個月只有發工資的時候，才出社區到外面的銀行把錢存下來。”52歲的豐連華從湖北漢川農村走出來，現在社區里一家餐館打工，他的兒子和老婆也都在社區里的服裝廠干活。“有個住的地方就行了，外面那些高樓大廈跟我沒關系。”
城中村因其歷史，復合著城與村的雙重屬性，初入城市之人很容易在此遇見熟悉的生活場景和久違的鄉土溫暖。在武漢一個城中村， 50歲的湖北孝感人老五以為半月談記者是從農村來城市找工作的，一再推薦先到物流行業打工，“一步一步來，一開始目標不要定得太高”。
河北來的老趙夫婦在北京市大興區求賢村開了一家便民超市。因為價格公道、服務態度好，小超市深受村民喜愛，也得到村委會的支持。走進店里，整整齊齊的貨架上擺滿各種商品。平常，老趙夫婦與顧客總會寒暄幾句，小店充滿“人情味”。
從某種意義上說，城中村中每天發生的這些生活圖景，就如同外鄉人在大城市的“精神之巢”。游走其間，一份呵護能讓他們逐漸面對陌生、適應陌生。
“沒人真正愿意住在這里”
張儀村位于北京西五環附近，本地村民基本都上樓了，留下村西北角一大片工業大院類型的平房區。2005年起，這里逐漸成為群租房聚集地，大街上可以聽到各地的口音。平房區中間有一條400米長無名小道，兩旁商鋪林立，儼然一條繁華的商業街。劉大姐說，這里最多的時候得有上萬人。
劉大姐來自河南信陽，她和丈夫到這里已經8年了。他們居住在一間15平方米的房間里，平常做飯就在走道上。夫妻倆的工作比較穩定，丈夫在附近的建材批發市場跑運輸，她在不遠的一棟寫字樓做保潔。“走一批來一批，來一批又走一批，沒人真正愿意住在這里。”
“不通天然氣和暖氣，做飯自己買罐裝氣，取暖靠電熱毯。”劉大姐說，冬天水管都會上凍，她的丈夫因為長期跑運輸勞累，再加上住的房間陰暗潮濕，這兩年老是腰酸背痛。2017年上半年，這里開始治理，她準備2018年陪丈夫回老家好好療養。
重慶幾江街道小西門社區60歲居民鄧龍代說，如今社區一半是老職工，一半是進城的農民。為了孩子讀書，很多進城的農民不得不在這里租房。自己之所以住在這里，是因為對這個地方有感情，從小就在這里生活。孩子畢業后，也不愿回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嘛!”
城中村基本是自我管理，相關部門對城中村的態度，也是只要不出大問題就可以。長此以往，城中村積累的問題也就非一日之寒。
首先是環境臟亂差。半月談記者采訪的不少城中村，道路失修，一下雨就積水，路面泥濘不堪;垃圾隨意傾倒，夏天蒼蠅亂飛，耗子亂鉆，臭氣熏天;共用公共廁所，但一般缺乏維護，如廁常連立足之地都沒有;“牛皮癬”廣告隨處可見，層層疊疊，讓人不勝其煩。
其次是安全隱患大。城中村房屋建設具有很大的自發性與盲目性，缺少規劃，見縫插針，不少地方消防車根本進不去;電線老化、私搭亂接，使用簡易煤爐取暖，居住密度太高，過道塞滿雜物等，給公共安全帶來極大風險。
在武漢華安里社區出租房集中的區域，半月談記者看到，本就不寬的道路兩邊樓挨著樓，都蓋了五六層，有的樓頂還用鋼架結構加蓋了一兩層。里面的住戶說，加蓋就是為了拆遷的時候能多要些賠償款。“為什么政府不拆掉?”“家家戶戶都加蓋，哪拆得過來?拆的成本也高。”
此外，一些城中村還成為犯罪高發地。重慶幾江街道南門社區黨委書記唐倩告訴半月談記者，南門社區改造以前，轄區內小偷小摸很多，人員很雜，搶劫、吸毒現象時有發生。
治不了的城市“潰瘍”?
總體而言，城中村是一個低調的存在。直到發生大案或者慘劇，人們才發現，城中村并未遠去，問題依然嚴重。對許多城市管理者來說，城中村仿佛是城市的“潰瘍”，常常是這里整治了，那里又冒頭;這里清理了，那里又聚集。
我國特殊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城中村形成的重要原因。隨著城市快速擴張，不少城市周邊村民的耕地幾乎被全部征用，村落里的宅基地或集體建設用地被保留，但受限于土地性質，難以得到市場化改造。再加上拆遷安置成本高，城市發展不得不繞著走，最終形成了城中村。
許多問題也由此產生。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君甫說，道路、水電、天然氣、暖通、環衛、治安等城市公共服務難以覆蓋城中村，主要是因為市政不管，這些問題只能由村集體自己解決。然而，村集體建設的基礎設施標準低，維護投入少，公共服務極度匱乏，直接造成城中村的臟亂差。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在一些破舊的城中村，除了通水通電，幾乎難以獲得其他公共服務。
治理難，實際上很大程度來源于政策不足。云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所長向榮認為，當下很多政策還是把流動人口看成是被管理的對象。在公共服務方面，很多街道和居委會都以地方財政主要服務戶籍居民為由，把流動人口排除在外，加劇流動人口的疏離和抗拒。
除了城鄉二元體制的掣肘，城中村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也增加了治理的難度。
城中村嵌入城市之中，隨著城市發展，其土地增值幅度巨大，村里聚集產業眾多，雖然多以低端服務業為主，但收益很好，與所在街道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同時，許多城中村外來人口規模不斷增長，城中村的社會結構、利益結構、需求結構日趨分化，治理更需技巧和資源。
因此，許多城市管理者對城中村的問題得過且過，害怕去捅這個馬蜂窩。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在城中村改造的過程中，存在可能誘發不穩定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中的資產分配和改造中涉及的房屋拆遷安置，“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動”。（記者 張超 侯文坤 韓振 黃浩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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