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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學一做”·我為什么入黨】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11歲的我在北平讀中學。父親的朋友、著名黨史專家李新同志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我從他那里第一次聽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道理，體會到了全新的思考與做人的路子。他的雄辯，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法，使我感到醍醐灌頂。

　　那時我正在讀的書是巴金的《滅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蝕》《子夜》，還有《鐵流》。這些書都告訴我社會已經腐爛，中國已經瀕危，中國需要一場大變革。

　　我就讀的平民中學的學長、地下黨員何平成為我革命的領路人。他熱情、坦率、充滿活力。何平的家對于我就如同一所家庭黨校。在這里，我讀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華崗的《社會發(fā)展史綱》，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大量蘇聯小說。尤其是水夫譯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經：“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令我熱血沸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學畢業(yè)，有了別的任務，改由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委中學工作委員會委員黎光同志（他當時告訴我們的名字是“劉楓”）聯系我們。1948年初中畢業(yè)后，我和同學秦學儒舍四中而上了河北高中（冀高），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傳統(tǒng)。入學一個月后，劉楓來了，他正在為冀高地下黨受到破壞而憂慮。他說愿意介紹我們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0月10日，我與秦學儒在離冀高不遠的什剎海岸邊再見劉楓，聲明都已經認真考慮過了，堅決要做共產黨員，把一生獻給共產主義事業(yè)。劉楓宣布即日吸收我們入黨，我的候補期至年滿18歲時為止。這一天，我差5天滿14歲。

　　然后我從什剎海返回位于西四北小絨線胡同的家。一路上，我流著淚唱著冼星海的一首尚未流行開來的歌：“路是我們開喲，樹是我們栽喲，摩天大樓是我們，親手造起來喲。好漢子當大無畏，運著鐵腕去，創(chuàng)造新世界喲，創(chuàng)造新世界喲！”這可以說是我的入黨誓詞。

　　歷史的洪流就這樣將我這樣一個貧弱少年吸引到革命的大潮里，從此我的命運與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人民的命運結合到了一起，我不再僅僅是一粒浮沙，而是創(chuàng)造歷史、在歷史的行進中跌跌撞撞，有時豪情萬丈，有時慚愧恐慮的成員。我是黨的，黨是我的，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的。我感謝歷史的厚愛，時代的豐盛，見識的充盈，理論與實踐的啟迪，屢敗屢勝的經驗。我的少年入黨是我的幸運和光榮，是我的來自大時代的洪運。

　　當然，各人有各人的情況與特色，我可以為自己早就成為黨員而自信而鼓舞，卻不可以傲視與我的經歷不同的好人好友。非黨人士自有他們的各自不同的貢獻與光輝，我也要學習借鑒他們的長處。（本報記者付小悅整理）

　　◎人物小傳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委員，第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當代著名作家、學者，文化部原部長、中國作協(xié)原副主席。青少年時期即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48年入黨。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后改正。1963年至1978年，在新疆生活工作。1953年開始發(fā)表作品，著有《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這邊風景》等近百部小說。作品獲茅盾文學獎、意大利蒙德羅文學獎等，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各國發(fā)行。

　　◎記者短評

　　一位老布爾什維克的信念

　　從一位“少共”到老布爾什維克，王蒙見證過許多榮光，亦歷經坎坷，但從他的作品中，卻總是能感到他對黨的忠誠、樂觀。劃為右派、又遠去新疆多年，歸來后，他在小說《布禮》（布禮，即“布爾什維克敬禮”的簡稱）中，借主人公“鐘亦成”之口說：“他不懊悔，不感傷，也毫無個人的恩怨，更不會看破紅塵。他將仍然為了自己的哪怕是一度成為這個偉大的、任重道遠的黨的一員而自豪、而光榮。”他說，“我為這樣一個政黨的理想、斗志與犧牲奉獻精神所感動，我也完全理解這樣的偉大歷史使命的完成不可能一帆風順。我相信這樣的使命宏偉、流血犧牲、成就著顯、難有匹敵的黨終將中國人民帶領到正確光明幸福的道路。”

　　這，就是一位老布爾什維克的睿智與信念。